不久前，一位企业界的朋友来访，一本正经的问：如何通过管理，赚更多的钱？我也一本正经的答：其实管理和财富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



管理大师德鲁克口中出现最多的词，一是顾客、另一是责任，它们都与赚钱这件事无关，同样的，他口经常谈论的其它一些词汇，譬如目标、事业、贡献等等，也与赚钱这件事无关。我一直在假想：假如德鲁克是生在中国，他很有可能被误认为是一名思想政治工作者，因为他所谈论的“目标、事业、贡献”等等，恰好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者口中常用的词语，至少，我们也会误把德鲁克当作是一名励志学家、而不是一名管理学家。



但是，恰恰就是这些思想政治工作者或励志学家常常使用的语言，却成就了德鲁克作为一名伟大的管理学家的一世英名，事实上，直到德鲁克经常把“目标、事业、贡献”挂在嘴边时，人们才忽然间的恍然大悟：原来它是一门最新的学科----这门学科的名字就叫“管理学”。是德鲁克第一次把组织当作了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之前其它的一些所谓的管理学家，则是把管理当作了一种纯粹的技术或是看作了整体的一个分支来研究。



我一直有些想发笑的是：泰勒误以为他所发明的科学管理，就是管理的全部，甚至是把它看作了管理的终极！最多，仅仅是在此基础上的完善或提高，就完事大吉了，但事实上，他仅仅是发明了一项管理的技术，并且这项管理技术仅仅适用于生产时代，而并不适用与知识时代。当然，这并不是在贬低泰勒的管理成就，事实上，泰勒是伟大的，因为他第一次将计划和执行分离，而在此之前，我们常常误以为计划和执行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了计划，执行就成了鼓励或呵斥，而泰勒却坚决的说：不，执行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与计划几乎是毫无关系。



实在是有些感慨那句名言：一代伟人总是站在另一代伟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假如没有了泰勒的科学管理，那么，德鲁克的目标或事业理论就缺乏了最基本的技术层面的支撑，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有了强有力的执行系统的支撑，才为目标或事业理论的实施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支持。历史就是这这样不断进步的，假如有一天我颠覆了德鲁克的目标理论，那并不代表着我真的颠覆了他，而仅仅代表着我站在了他的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而已。



因此，可以非常肯定的说，管理与赚钱这件事无关，最多，仅仅可以用来检验管理是否有成效或成果。



我一直认为，《蓝海战略》是一本商业书、而不是一本管理书，同样的，《长尾理论》也是一本商业书或是一本经济学范畴的书，而不是一本地地道道的管理书，因为，它们都是在为企业赚钱而出谋划策，而管理书从不为企业赚钱充当参谋或谋士。事实上，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器官，而管理则是当今组织的器官----管理的真相仅此而已。

我的新书《企业的贡献：创造生活方式》已经开始交由出版社印刷了（9月出版），即使是我在新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描述了产品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我依旧认为我的新书是一本管理书、而不是一本商业书，因为我的真实用意是：企业是一个组织，它的组织终端的输出，决定了它是贡献、还是索取？我认为企业组织必须是一个贡献型的组织、而不是一个索取型的组织，那么，企业组织的贡献的意义，就体现在它的组织终端的输出上，而输出一种生活方式才体现了组织的贡献意义。



从这个意义来说，哈拂商学院的三大宝贝之一的波特，依旧仅仅算是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而不是一名出色的管理学家，因为他仅仅是企业组织看作了产业布局中的一个棋子，虽然他的《竞争学说》是划时代的，但也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划时代、而不是管理意义上的划时代。我开始逐渐了解了经济学和管理之间的区别，那就是：经济学和管理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体现在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上，也不是体现在市场和管理之间的关系上，而是体现在组织和经济的层面上，只有管理学才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组织，而经济学则仅仅把企业看作是一个赢利的工具，从这个意义来说，管理学和社会学才是近亲，反而与经济学是毫不搭界。



显然，德鲁克作为“管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当之无愧的，因为是他提出的“事业理论”，才让我们忽然间的恍然大悟：原来，企业组织也是有使命的，并且是以组织的使命来界定自己的业务或产品，而在此之前，企业常常误以为企业的业务或产品，是由企业注册时的法律章程来确定的。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管理事件，譬如《定位学说》、《营销学说》等等，几乎都是在“事业理论”的框架下，所发生的分支或是细节的研究成果，所以营销大师科特勒才会说，我哪里是什么营销大师，德鲁克才是真正的营销鼻祖。



英国管理学家汉迪，则显得有些另类，最开始时，我甚至怀疑他作为管理学家的身份，因为他不仅不谈论赚钱或者利润这件事，甚至连组织边界、规模、绩效等等都懒得谈论----既不谈论利润、也不谈论绩效，他还算是一个合格的管理学家吗？但事实上，是我错了，因为他谈论的是比利润和绩效更有价值的部分，那就是“人为什么活在世界上 ”的意义，虽然这个话题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哲学的话题，但它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管理话题，因为组织的实质是将一群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他们之间究竟如何才能够更好的生活，要比他们之间如何协调而更好的工作，要更有价值和意义。因此，管理的实质又回到了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管理就是对于人的管理”，只不过，中国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仅仅代表着某种道德范畴的意义，而汉迪则是在探讨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迄今为止，我尚未发现哪位中国的管理学家能够在德鲁克或汉迪的大路上继续前进，甚至他们连德鲁克或汉迪的皮毛都未碰到，更不要说能够“开拓性的”或“创造性的”开辟新的管理领域了，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深受传统农业社会或传统文明的拖累，要想走出传统文明的泥潭要比接受新的文明更艰难，二是“管理学”是世界上已知的各类学科中，历史最短也最新鲜，它并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或理论，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为诞生出新的伟大管理学家提供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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